在2025年中国电影导演之夜的红毯上,易烊千玺凭借在电影《小小的我》中对脑瘫少年刘春和的深刻演绎,荣获年度男演员奖。这一奖项不仅彰显了他在演技上的突破,也打破了流量明星的固有标签。而同一时刻,杨幂在《长安的荔枝》首映礼上所展现的“谦逊”行为,却不经意暴露了她在演艺道路上的停滞不前。
杨幂在首映礼上的举动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在亮相时,她穿着一条粉色碎钻短裙,光彩照人,但在合影时,她多次退到边缘位置。这种“谦逊式”的退让,表面看似是对角色的尊重,实则是对流量规则的深思熟虑。自从《盛夏晚晴天》时期,杨幂就通过大量的广告植入来维持自己的人气,而如今,她频繁通过综艺节目展现“人间清醒”的人设,似乎将商业价值置于提升演技之上。在近些年的作品中,这种行为愈发明显。
展开剩余81%例如,在《哈尔滨1944》中,杨幂所饰演的特务科长关雪被批评为“表演模板化”,她的表情过度控制未能与角色深度契合。而在《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》中,她所饰演的风尘女子幺鸡眼神空洞,无法呈现角色身份变化带来的层次感。即使是在与大鹏合作的《长安的荔枝》中,杨幂虽然深度参与剧本创作,贡献了“郑玉婷”这一名字,然而,她的表演仍然未能超越“李夫人”的功能性定位。
杨幂似乎站在了自己所创造的舒适圈内,凭借早年古装剧的成功积累了大量粉丝,她的高情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演技上的短板。然而,她忽视了一个事实,那就是观众的审美不断升级。当她还在用愤怒时拍桌、严肃时面无表情、发现问题时皱眉的“寡淡”演技来维持自己的“老招牌”时,观众早已开始欣赏“以动演静”的反差演技,而她则在这种演技的变革中止步不前。
杨幂的困境,根本上反映了流量时代演员的生存悖论。为了维持自己在商业圈的地位,她不得不频繁出演都市精英或古偶女主等“安全”角色,用“朴实无华”的演技最大化颜值红利。然而,这种“安全主义”的策略背后,充满了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流量红利的依赖。如《今日影评》所评价:“她是本色型演员,而非塑造型演员。” 这一点恰恰暴露了她作为演员的短板。
与杨幂的停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易烊千玺,他在《小小的我》中以一种堪称“逆天改命”的表演打破了流量明星的框架。为了塑造脑瘫少年刘春和这一角色,他在拍摄前数月便开始观察脑瘫患者的肢体语言,孤身一人闭门练习,最终呈现出了精准到每一个吞咽动作的“医学级表演”。这些细腻入微的肢体表现,让刘春和这一角色从一名脑瘫患者的身体语言到情感流动,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而易烊千玺在剧中的每一个镜头,也逐渐打破了观众对流量明星的刻板印象——他的手不再是偶像的象征,而是刘春和生命的真实写照。
易烊千玺的突破性表演不仅收获了观众的赞誉,也得到了行业的认可。《小小的我》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赢得观众选择奖,影片上映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脑瘫群体的关注。易烊千玺与刘春和角色的心灵契合,使他在演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。导演乌尔善也高度评价他的表现,认为其在角色突破性、构思完整性、表演完成度三个方面表现出色。而易烊千玺的努力,也为他赢得了导演协会的年度男演员奖。
易烊千玺的艺术探索,不仅使他突破了偶像明星的框架,也展现了演员应该具备的勇气和创造力。在获奖感言中,他说道:“宁可犯错,不要无聊。”这种对挑战极限角色的勇气,正是娱乐圈所缺乏的精神——它是一种对流量红利的反叛,也是一种对艺术本质的追求。
杨幂与易烊千玺的选择差异,根本上揭示了明星对流量的不同态度。有些明星,如杨幂,深知流量的重要性,因此依赖流量规则,活在公众认知的框架内。而易烊千玺则通过不懈挑战自我,打破了流量的桎梏,为新一代演员提供了另一个可能性。他在《小小的我》中展现的突破性演技,证明了演员可以通过艺术探索来超越流量的束缚。
这种突破,不仅仅是一种技巧上的成就,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。如乌尔善导演所说,易烊千玺在23岁时就敢于挑战如此高难度的角色,正是中国电影所需要的那种突破力。这种勇气,正是对流量套路最好的反击。
在这个充斥着套路的时代,杨幂或许能够借助流量维持短期的商业价值,但易烊千玺凭借其“犯错哲学”与真诚的创作态度,正以更长远的视野塑造着自己的艺术生命。正如《小小的我》中刘春和所言:“我只是一个20岁的成年男性”,演员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完美无缺的人设,而在于敢于突破舒适区的勇气。当杨幂依然在红毯上计算C位时,易烊千玺早已通过《小小的我》向观众证明:真正的艺术,永远来源于对安全模式的勇敢背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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